受访专家：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  邓  勇

本报记者  卞  磊

(相关资料图)

“陪诊员如何入行”“陪诊怎样快速获客”“陪诊员，月入上万是真的么”……近一段时间，在各大社交网站平台上，与陪诊有关的讨论热度持续升温。在一众自媒体打出的“零门槛、高薪入职”口号之下，越来越多人抱着“站在风口上，猪都会飞”的想法，涌入陪诊行业淘金，但记者调查发现，各类乱象也随之出现。

陪诊员还是号贩子

早在2015年前后，国内就涌现出一批O2O（线上到线下）陪诊企业。有媒体统计，仅2015年上半年，就有11家以医疗陪诊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拿到天使投资，但其中很多都没扛过疫情。爱企查数据显示，截至目前，全国已有4000多家陪诊相关企业“开业”。对于近些年陪诊行业的高速发展，北京市一家陪诊公司的创始人谢佰霖深有体会，他透露：“从2022年9月份起，北京的从业人员和陪诊企业就持续增长。据我们不完全统计，2022年底，光是在北京上线的小程序就有30多个。我们平台现在线下接单量每月约300单，线上约700~1000单。从市场反馈来看，陪诊领域的需求很旺盛。”

起初，陪诊员的定义仅限于“跑腿”，比如替患者在医院窗口排队挂号取号、代取药品、报告等。但是，随着陪诊服务逐渐拓展出陪护、推荐诊疗医院等功能，被更多人视为“一门生意”后，号贩子、医药销售等也披上了陪诊员的“外衣”。

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“陪诊”时发现，能提供“代挂号”服务的从业者不在少数。记者随机选择了7个来自不同一线城市的陪诊从业者，有4人表示可以提供“代挂号”服务，其中2人还给出了具体“报价”。云南省昆明市一位陪诊从业者介绍，“代挂号”有两个收费档位：科室主任为268元、副主任168元，只要提供专家姓名，以及患者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电话和期望就诊时间，“出马必搞定”。

北京市的一位陪诊从业者也要求记者提供了相同信息，表示“下周北京著名医院的知名专家号都能挂到”。他介绍，若挂医院教授、副教授的号需400元（含挂号费）、挂知名专家号需500元。付费后，患者会收到挂号成功的短信通知，“一般提前一天，通知你挂上的具体日期，第二天就能直接去看病”。他甚至还向记者展示了其他患者找他挂号成功后的截图。他表示，他也提供陪诊服务，半天收费300元，全天550元，“直接给我资料，我可以带你跑全程，免得自己操心，还跑来跑去浪费时间。”记者还发现，他平时还代购北京各大知名医院的院内制剂，并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相关广告。代购产品包括复方氯化铵甘草口服液、多维元素片、防皱眼霜等。但早在2019年4月，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曾提示，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变相销售，不能在购物网站、微信朋友圈、微信群、市场上等医疗机构外售卖。

“现在，整个陪诊市场挺乱的。”谢佰霖无奈地说，有的陪诊师会故意扣留患者的就诊卡和检查报告，“强行”留住客户；还有不少陪诊员会对患者提供“泛金融服务”，比如代办理财、保险、基金贷款；甚至还有顺势推销保健品、体检产品的。目前，由于陪诊员并未进入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》，在谢佰霖看来，陪诊只能算是一种服务，还称不上一个行业。

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表示，职业陪诊目前已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作用，包括：帮助患者提高问诊效率、简化手续、缓解孤独等；协调患者家庭成员的时间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医院诊治效率和服务质量；缓和医患关系，营造和谐社会氛围等。当前陪诊服务大概有两种运营模式：一是公司招聘陪诊人员，按照相应服务范围，通过公司的运营渠道来接单；二是类似外卖平台的经营模式，即陪诊人员在开放平台上注册，自主接单。但是，上述这种打着陪诊名义的“贩号”行为，违反了《民法典》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相关规定，陪诊行业要健康发展，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公开透明，不能搞“挂羊头卖狗肉”这一套。

上完培训课，没接到单子

在陪诊领域，不少教育培训机构也觅得商机。记者发现，在社交平台上，不少账号一边发布“如何入行”的经验帖，一边宣传“卖课”，培训费用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。

在某短视频平台上，记者咨询了一家自称“全国第一家专业民用医疗级正规陪诊员培训服务机构”——橙医陪诊。该机构工作人员介绍，培训费共2980元，内容包括：线上480分钟课程培训、线下公司岗前4天培训。课程上完后，公司还能安排老师带着实习。如果学员毕业后打算正式干陪诊工作，可申请入驻该机构的平台进行接单。他强调，培训“很正规”，课程一结束就会对学员进行考核，考核通过才会颁发中国医药教育学会认证的“岗位能力培训证书”，“权威可靠、全国通用”。他也表示，不用担心考核不通过，“只要跟着学都能过，因为正式缴费培训后还会提供题库。”

但是，记者发现，上述机构的学员在网上评价该机构是“骗人”的：“交了近3000元学费，承诺学完课程就会有陪诊单子，结果几个月一分钱没挣到，一个陪诊单也没接到，也不退费，千万别上当受骗！”在该网站页面，还有一条该机构的推广文，称该公司“培训高级陪诊师，经过国家最高医学机构认证”。

“陪诊其实属于一种劳务服务，如果教培机构办理了正规的工商和非学历教育培训等营业执照，就能开展相关培训业务。但现在，许多新兴职业的培训辅导确实缺乏统一标准规范，从业门槛也参差不齐。”邓勇说，在不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政策前提下，行业组织和企业自发颁发的一些证书，属于纯商业行为，虽然不违法但含金量有待评估，建议从业者擦亮眼睛，理性看待。当然，对于这类培训也不能一棍子打死。换个角度看，市场需求是丰富的，组织培训、设立证书也属于一种行业自我规范的行为，需秉持包容审慎原则，引导其规范发展。

自治与监管须共同推进

邓勇表示，不可否认，职业陪诊行业在患者、家庭、医院等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，但在新事物发展初期，难免会在一段时间内面临市场鱼龙混杂之困。对此，应加强职业陪诊行业规范，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，推动行业自治及综合治理。

多措并举缓解“就医难”。“当患者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医疗资源时，就会让非专业人员、甚至是‘黄牛’有空可钻。”邓勇说，“十四五”规划提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，解决优质医疗资源不均、异地就医难题，同时强化基层公共卫生体系。政府层面应加快构建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，尤其是完善老年医疗护理服务体系，加强对不法诊疗行为和不规范医疗平台的监管和整治。同时，政府应鼓励医院增加职业人员数量、提高行政管理效率、提供网络问诊服务等，提升医疗服务能力。

推动法治、德治、自治“三治融合”。邓勇建议，构建职业陪诊企业认证与资质管理机制，明确行政监管主体，着重从职业技能培训、服务收费标准、服务质量标准等方面制定规范。比如设立专业培训机构，规定相关职业考试内容；设立一定准入门槛，对从业者的教育水平、职业经历做出规定，要求从业人员具有医药、急救等方面的专业技能；强化从业人员的道德，提高对患者隐私的保密意识等。目前，市场上除了民营教培机构涉足陪诊服务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也在尝试开展陪诊服务培训。今年2月末，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举办了第二期医疗陪诊员培训班，同时该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牵头编写了教材《医疗护理员师资培训教程》，目前已进行了内部初审。相关行业协会应积极发挥能动性，协同相关部门出台相关规范，监管陪诊平台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。

畅通投诉渠道。2019年8月，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已将原来各领域的消费者维权平台，整合为全国12315平台。邓勇说，提供职业陪诊服务属于经营行为，应引导和鼓励患者在合法权益受侵害后，合理合法地投诉举报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，净化行业生态环境，倒逼职业陪诊平台保障服务质量。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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